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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人何大一对话
对话背景

    著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博士,18日来到武汉大学,参加现代病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德国海德堡大学病毒学系主任、丙型肝炎病毒复制子模型的创建者RalfBartenschlager,西班牙国家生物技术中心教授、第一个冠状病毒全长cDNA克隆及反向遗传学系统的建立者LuisEnjuanes,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病毒学系主任、国际汉他病毒学会主席AnttiVaheri,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高福,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等百余位病毒学专家,交流了非典病毒等新生病毒及艾滋病、肝炎等严重病毒的科研成果。

    19-25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组委会主席、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郭德银先生和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有关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与何大一博士进行了一场谈生说死的对话。这位大博士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一张娃娃脸很可爱,如不是他那花白的头发提醒,你定然不会想到这位国际病毒学家已年过半百。

    人物介绍

    何大一,1952年出生于台湾,现任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名誉教授。他致力于HIV研究20多年,首创了“鸡尾酒疗法”,使用多种药物有效抑制早期感染的艾滋病病毒。因成就突出,被《时代》周刊评为1996年度风云人物,并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颁发的“总统国民勋章”。

    十余弟子学在武大

    问:在刚结束的武汉大学现代病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你们所谈论题涉及非典病毒等新生病毒及艾滋病、肝炎等严重病毒,都是老百姓关注的健康问题。太专业的学术研究我们弄不懂,但近年来,像您那样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的科学家频频到中国来,令人欣喜。中国是什么地方吸引了您和您的同行?

    何: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无论是综合国力的整体提高还是科技的高速发展,都让世界感到震惊。但是,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更多的传染病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一颗中国心,我希望千千万万同胞都能健康生活。毕竟,没有健康何来繁荣。当我发现艾滋病威胁到国人的健康,我觉得我有责任到中国来。

    问:怎么与武汉大学结缘的?

    何:我做了多年的艾滋病方面的病毒研究,我知道,只有在国际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武汉大学病毒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48年,高尚荫院士就在武汉大学开始病毒学研究,到1981年,武汉大学病毒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和首批博士点。2001年在合并生命科学学院与医学院研究力量的基础上,田波院士领衔组建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病毒学研究水平很高,成果丰硕。因而,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是我的合作首选单位。

    问:您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名誉教授。是有名无实,还是有名有实?

    何:(笑)有实际内容的。我的两个助手张林琦教授、陈志伟教授常年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他们也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兼职教授,每年还要招收研究生,目前,我有10多名研究生在武大学习。

    问:您常年在美国工作,怎么教授、指导您的弟子?

    何:每年我都会到武汉大学讲学。如今互联网很发达,通过E-mail,我就可以隔洋传道。

    激活“赌性”挽救生命

    问: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艾滋病、艾滋病人?是怎样一种心情?

    何: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博士后,在一个诊所做夜间的兼职工作,挣些生活费。在那个诊所里,我开始将一些同性恋所患的不同一般的感冒,同HIV联系起来。看到那些身体本来挺健康,聪明而能干的人,虚弱、失明、腹泻,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憔悴下去;看到他们被社会、朋友,甚至家人所抛弃,我很难受。

    起初,我完全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为病人诊治时,也为自己暴露在病毒前面感到害怕。

    问:有想到放弃?

    何:有人劝过我不要总和那些“边缘人”打交道,但我隐隐觉得,降伏这种攻击人类免疫系统的传染病,却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当曾经垂死的一名患者再次拜访我,告知他已经准备贷款买房时,我很感动,因为他已经开始为未来生活做准备了。你说,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有意义呢。

    问:传闻您有着超人的智商,年轻时曾因在赌场里玩21点赢的次数太多而被人家轰出门。与艾滋病的搏斗是否激活了您的“赌性”?

    何:(笑)参与艾滋病的研究与治疗工作,人的情绪就像坐上了云霄飞车,有许多激烈的起伏波动。

    很多老百姓都不懂艾滋病病毒,会害怕,会躲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它的蔓延更可以防止。我的老朋友,武汉大学的桂希恩教授曾把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里进行医治,和病人共同生活,一个桌子吃饭等等,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艾滋病病毒一旦离开了人体就无法存活,不必害怕。知识就是力量,媒体的知识传播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问:可老百姓不是像你们这样的专家,他们只看结果,比如这病能否治好?生命是否可延续?

    何:所以就必须给他们补课。从下周开始,我将以一个代言人的身份,通过媒体,对艾滋病的发病、防治、传播途径等问题,向国内的老百姓做一些宣传。

    救一漏万心生难受

    问:1985年,在北京机场有一位美籍的阿根廷青年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那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例。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艾滋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可如今,当我们看到有近百万的病人挣扎在死亡边沿,您走进他们的生活,那些患病者表现出的是怎样的一种绝望?

    何: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绝望。因为没有足够的药品,他们命如纸薄。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沮丧。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面对上百万的病人,而自己只能挽救几百人,眼睁睁地看着其余的人慢慢死去,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受了。

    问:您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和死神赛跑。

    何:是的。我记得一位长者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老人与一个孩子在海边散步,他们发现成批的鱼被浪头卷到海滩上,即将失水而死。老人边走边捡起鱼儿扔回大海。孩子问:“你不可能挽救所有的鱼。”老人说:“但是那些被我扔回大海的鱼得到了帮助,我们只能做到这样。”因此,我时常鼓励着自己,暗暗对自己说,多救一个是一个。就像是一位将军,赢得了一场场战斗,却有可能输掉整个战争。

    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曾说,当今世界面临两大挑战,那就是恐怖主义和艾滋病。据统计,全球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高达4000万,对付这种狡猾的病毒,人类是不是已经束手无策了呢?

    何:要想最终战胜HIV,惟一的方法是更了解它,并知道它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大力气进行基础研究。

    中国政府近几年对非法卖血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堵住了HIV病毒传染的一条途径,同时避免它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的艾滋病患者都集中在高危人群,并没有扩散开来,这是一种好机遇。我还是那句话,只有了解敌人,才能战胜它。

    扼杀病毒斩棘向前

何大一(左)与桂希恩两位防艾斗士相谈甚欢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与桂希恩教授开始合作的?

    何: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注意到艾滋病在中国悄然出现。1998年,我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曹韵贞教授、武大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等艾滋病防治专家联手,在河南、云南等地启动了艾滋病防治和监测。

    问:因为您发明的鸡尾酒疗法可以将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降低到20%,《时代》周刊对您有个评价——是为人类对抗艾滋病扭转乾坤的真正英雄。但有说法说,由于鸡尾酒疗法是各种药物混合服用,它有不小的副作用,且疗效的有效性也是个问题。

    何:HIV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病毒。它会不断地变异,每次分裂时都会犯错误,不能精确地复制遗传信息,就像打字出了错一样,没有纠错机制。而且复制很快,其速度是爆炸性的,这使病毒可以逃脱药物的攻击。如果只用一种药物,HIV病毒只要做小小的变化就可以存活,甚至还产生抗药性。鸡尾酒疗法可以控制病人体内的HIV病毒,使得病人的免疫系统有机会修复,恢复功能,但不能清除或治愈疾病。

    至于副作用的大小要看患者具体在吃什么药。有的药物会引起肠胃不适,有的会让病人做非常逼真的噩梦。还有一种副作用被称为脂肪流失———病人面部和手臂的脂肪组织会流失。但如果停止服药,即使还剩下0.001%的病毒,病毒也会卷土重来。因此,问题是否能最终解决,还是需要研制出艾滋病疫苗。

    问:据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一个新的艾滋病疫苗已在我国经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作为资深病毒疫苗专家,你怎么看?

    何:科学的进步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量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有时就会出现突破性的成果。不管结果怎样,总要有人去尝试,也许能成功。